殺馬特不是朋克或者審美的反叛者

而是一羣十幾年前被困在“超級工廠”中打工

近乎赤貧,極度缺乏安全感的

90後青少年農民工

李一凡第一次見到那些圖片是在2012年,圖片裏的年輕人梳着五顏六色高高隆起的爆炸頭,搭配着五顏六色的衣服,臉上畫着濃妝,李一凡很興奮,認為中國有“朋克”了。但那不是朋克,那是“殺馬特”。

早在2007年前後,“殺馬特”青年的照片開始在互聯網上瘋傳,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但很快,在一輪輪羣嘲過後,那些造型誇張的年輕人從網上消失得無影無蹤,除了偶爾冒出的“復興殺馬特”的集運王app,或者在綜藝節目的搞笑橋段中的模仿秀,再難尋覓他們的蹤跡。

但李一凡自從看到了那羣人的照片,似乎就再忘不掉,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他想拍攝被自己誤以為是朋克的殺馬特。但直到2016年,他才認識了“殺馬特教父”羅福興。

當那羣人面對鏡頭毫無保留地講出自己的真實經歷,李一凡才發現,這些人有着很強的共性。他們不是朋克或者審美的反叛者,而是一羣十幾年前被困在“超級工廠”中打工,近乎赤貧,極度缺乏安全感的90後青少年農民工。被震撼的李一凡決定,把話語權還給殺馬特,讓他們在鏡頭前自己訴説自己的人生。這就是如今在網上備受關注的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

認識殺馬特

剛開始尋找殺馬特的時候,李一凡認為,他們可能是出身農村的邊緣大學生或大專生,從早先網絡社區中的“非主流”羣體分化而來,聚集在貼吧、QQ羣和網遊玩家中。這些人有點審美自覺,用當時流行的方式“自黑”,去反對商業化的藝術潮流。但實際接觸中他發現自己錯了,他所見到的殺馬特青年是另一羣人,幾乎都有着同樣的經歷:小時父母打工,早早輟學,未成年就被工頭帶出來到東莞、深圳、惠州、温州等地打工,流浪多年。

從四川大涼山出來的彝族女孩安曉蕙就是典型的“初代殺馬特”。1993年出生的她,12歲就被工頭帶到惠州,直到很久以後,她才發現工頭吞掉了她的大部分工錢,自己一個月到手只有幾百元,一氣之下逃離了車間。那是2007年前後的一天,她逃到了溜冰場裏,見到兩個女孩梳着顯眼的高高的髮型,頓時感覺“特別酷”,主動和她們交上了朋友。她和兩個女孩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發現她們是“做那種生意”的,但她太喜歡這個髮型了,決定堅持到學會做這種髮型才斷了與她們的聯繫。

安曉蕙當時並不知道羅福興是這種超級賽亞人般髮型最初的引領者。羅福興今年25歲,10年前就管理着數量龐大的殺馬特QQ羣,李一凡實地採訪到的67個殺馬特青年中,有64個都是他通過各種渠道找來的。他口齒清晰,腦子轉得飛快,聊起抽象、有深度的話題就特別興奮。他出生在廣東梅州,小時候跟隨父親在深圳上過幼兒園,後來還是回到老家跟老人們生活。他突出的思維能力就來自做鄉村教師的外公的薰陶。

11歲那年,叛逆的羅福興輟學了,他開始到家附近的工廠打工,高興的時候也回學校上幾天學。那段時間他燙了個爆炸頭,按照日本視覺系搖滾吉他手石原貴雅的髮型,用髮膠高高立起,又化了妝。他把自己梳着這種髮型的照片傳到QQ空間,“一炮而紅”,網上很多人開始模仿他的造型。他又根據網上搜出來的Smart(時尚,先鋒)這個詞的意思,給這個髮型起了個聽起來有氣勢名字,叫“殺馬特”。

這就是殺馬特風潮最初的源頭之一。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國際化進程開始加速,這一大環境的改變帶來了兩個結果:經濟上,中國人更大規模地參與國際分工,作為國際分工鏈條上一環的“富士康”等超級工廠變得世界聞名,大批青年農民工應運而生。而在精神上,“入世”後的文化領域更加開放,本就火熱的日韓流行音樂和穿衣時尚隨着互聯網的發展,進一步傳遍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很多年輕人喜歡日韓視覺系打扮,愛用火星文,被統稱為“非主流”。“非主流”文化按地域分成城市和鄉村兩種類型,2005年以後,城市非主流青年逐漸清新文藝化,鄉村非主流異軍突起,其中造型最扎眼的一羣就分化成為殺馬特青年。

雖然造型另類,但李一凡鏡頭中的初代殺馬特們完全不同於人們既定印象中的“壞孩子”,他們眼神清澈,話語質樸,講述着自己如何離開家鄉,如何被人欺騙,在工廠輪班幹活的經歷。有青年在訪談中笑着回憶打工時的情景:我站着都能睡着。這句話和“打工詩人”許立志的一句詩幾乎一模一樣。在導演李一凡徵集來的900多部工廠視頻中,畫面中裏頭有的壓抑,有的觸目驚心——有人發來被機器切掉的帶血手指,有人發來排着長隊的求職隊伍,一天到晚機械做工的流水線。

儘管都是“超級工廠”的農民工羣體,殺馬特青年和深圳那羣日結工資,得過且過的“三和大神”有較大的不同。“三和大神”們更加絕望,而殺馬特們普遍比較敏感,這個敏感不僅僅是性格敏感害羞,而是對身體和審美敏感。“髮型就是他對身體敏感的一個反應。”李一凡對《中國集運王app週刊》説。這種敏感性讓他們先是從造型上開始反叛,逃離工廠,到工廠之外尋找更廣闊的天地。

頭髮是最簡單、最易被旁人觀察到的造型反叛,用濃厚髮膠定型的沖天長髮,髮色越鮮豔越好——染一次也才幾十塊錢。殺馬特愛穿拖鞋,男孩子喜歡緊身T恤,女孩子愛穿吊帶,有時候手裏還要拿兩張零錢,不用錢包。他們最常做的事就是把這些照片發到QQ空間中展示,安曉蕙的老公也是殺馬特青年,他手裏就有一千多張自己的照片。至於殺馬特們喜歡的歌曲,除了一些後來被批評為“低俗”的網絡歌曲外“都是盜版”,羅福興笑稱,那些歌説出來太羞恥。當時很多殺馬特會在軟件下載伴奏,類似喊麥那樣瞎唱瞎錄,就算是“原創”了。

逃離工廠之後的殺馬特最喜歡的活動是溜旱冰。安曉蕙後來到了殺馬特青年聚集的“聖地”東莞市石排鎮投奔堂姐。堂姐看到她的髮型後也迷上了殺馬特,兩個姑娘經常起個大早,做好髮型,揣幾個饅頭去溜冰場,渴了就喝自來水,花3元錢就能玩一整天。冰場還有迪廳,年輕男孩女孩擠在一起蹦迪,一些男孩子會請她們滑冰,年輕人玩着玩着,有的就談成了男女朋友。每逢節假日,很多殺馬特青年也會在街上遛彎、聚會,他們將此稱作“炸街”。

《殺馬特我愛你》劇照。

《殺馬特我愛你》劇照。

是家族,也是社會團體

中國社科院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祕書長李人慶曾和李一凡一起到多位殺馬特青年的故鄉調研。他發現,殺馬特青年曾經作為留守兒童們在社會轉型期中成長,可能因為是鄉村社會的共同體被瓦解,那些傳統中可以依從的單位——社會、學校和家庭,都沒有在社會化過程中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們十來歲被迫進入社會“摩擦碰撞”,完全是靠自己來硬撐下來的。

很多殺馬特在超級工廠中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身體上的勞累倒在其次,被人欺負,騙走工資是最讓他們寒心的。一個叫韓亞傑的工人曾經講述的經歷:有一年他正等着領工資,打算帶女朋友回家結婚,他幹了幾個月,本該領到七八千元錢的工資,最後工頭只發了他29元,回到女朋友那裏他大哭起來,現在兩個人也早已分開。

屢屢被騙但又需要社交,他們在城市中如何判斷能否和一個人交往?顯眼的髮型成為大街上簡單的共同標識。從小孤獨的他們為了獲得關注和同類認可,寧可讓自己奇怪一點,顯眼一點。

“家族”這個詞成為理解殺馬特青年的關鍵,比如殺馬特羣體中最著名的“葬愛家族”,他們熱愛這樣的命名與形式。中國社科院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祕書長李人慶經過多次和殺馬特青年的聊天認識到,很多人哪怕剪掉了頭髮或者做了其他事,也還陷在這種“心理家族”的狀態中。這種家人、社羣一般的互相認同和互助,雖然簡單粗暴但有用,最後甚至發展到可以用來搭建人才網絡,幫助殺馬特青年之間互相介紹找工作。用羅福興的話説:“我們都很簡單的,就問你那邊有沒有工作?有?那我就到你那裏去。”

工廠老闆們自然不喜歡這種奇怪的髮型,因為它代表着不受馴化。羅福興為了頭髮自由就專門撿家鄉的小工廠打工。安曉蕙玩殺馬特之後也專門找相對自由的私人小廠工作,她所在的一個工廠是為寶馬公司生產汽車配件,時常有外國人蔘觀,有一次參觀的外國人看到她們的頭髮十分震驚,豎起大拇指稱讚,此後,老闆居然公開允許她繼續玩這個髮型。她笑稱,自己後來在廠裏“帶偏了一羣人”。

《殺馬特我愛你》劇照。

《殺馬特我愛你》劇照。

後殺馬特時代

有媒體估計,殺馬特青年最多的時候有幾千萬,也有傳説,羅福興最多管理着20萬殺馬特青年的QQ羣,但迄今為止這種統計並沒有實際證據,因為殺馬特青年賴以維繫的“紐帶”,僅僅是一股流行風潮。羅福興誠實地表示,實際上到底有多少人他並不能確定,網友人數過萬後,事情就已經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聽你調配,我又沒有給他們發工資,對吧?”

但隨着幾次“剿滅”,殺馬特文化在人們的視線中已經越來越淡,很多照片被清除,究竟他們為何會遭到攻擊,也成了一件不太清晰的公案。在2011年、2012年,先是有視頻博主開始惡搞、模仿殺馬特的造型和行為,引發貼吧、論壇網友的不適感和罵戰。到了2013、2014年,網絡清理行動讓殺馬特們的圖片被視為“低俗”,逐漸消失。而從自身原因上來看,根據羅福興的回憶,當時可能是他們玩得“太嗨”了,跑到“李毅吧”這樣的熱門地盤用圖片刷屏找存在感,最終惹惱了其他羣體的人。

另一方面,不同於其他的青年亞文化,僅靠誇張造型和幾首盜版歌曲維持的殺馬特沒有其支撐核心,客觀上也造成了衰落趨勢。近兩年,在石排鎮的溜冰場也只能看到為數不多的幾個梳着殺馬特髮型的孩子。因為遭受社會和主流文化的打壓,李一凡見到的許多殺馬特青年變得害羞內向,不敢接觸陌生人。他估計,現在殺馬特羣體在全國應該只剩下幾百人。

羅福興當年那些的殺馬特朋友有些正在“奔向小資”,攢錢買車、買房,包括他自己在內。他自己做着理髮師,玩抖音和快手,靠手藝和打賞一個月也能有1萬多元收入,他感到這樣的生活比在工廠好多了。他的殺馬特小夥伴中有人混得不錯,有空就會開着車找他來玩,還到他的直播間裏扮演“大哥”的角色。

安曉蕙現在和老公一起經營理髮店,也不再留殺馬特髮型。有時候她覺得年輕時玩殺馬特挺幼稚,現在不一樣了,兩個人有房有車,壓力不小,還要為不到兩歲的兒子攢錢上幼兒園。“以前覺得有錢沒錢都沒事,現在不一樣,現在你必須有錢,為了小孩子”。社交網站上是她穿着彝族服裝的照片,笑得很燦爛。

但他們的未來依然不容樂觀。李人慶認為,殺馬特青年的發展受限於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鄉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太大,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能力去從事高階工作,這讓他們難以面對未來社會的競爭。“城鄉的人力資本差別很大,教育質量的差別很大,除了年限上的差距,也存在着教育鴻溝,數字鴻溝,地位、身份的鴻溝,社會資源系統的鴻溝……這都是他們未來發展的限制性條件。”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上映後,李一凡收到的反饋出乎意料:“85後”到“00後”的城市青年羣體對這部電影最有共感。或許是出於同為“打工人”的心聲,也或許是出於同齡人之間的共情。而李人慶覺得,如今工廠的環境比他在二三十年前到深圳的工廠調研時應該有所改善,但是工廠工作的機械化,背後對人性的壓抑完全沒變。“看到的是(工人)工資漲了,福利好了一點了,但生產方式還是計件的,都是要建立在付出身心的、過度壓榨基礎之上的。”

李人慶認為,殺馬特就像青春痘一樣,是一個社會正常、必要的部分,它構成了90後農民工歷史的一部分,所謂的發展犧牲、遮蔽了部分羣體的利益,而殺馬特的出現就是這一存在的最好證明,社會應該讓他們有説話的機會。而這也應了羅福興的話:能表達的人,總是比不能表達的人獲得的更多。

而作為導演,李一凡發現,只要看過這部電影的人,對殺馬特的想法全都有所轉變,他覺得,人們正在逐漸看到並理解,甚至愛上這個曾經被視為異端的羣體。